中国经济“升温”预期增强

但往后的路要怎么走？2016年引力波发现的案例，引起了很多中国科技管理者的深思。

全国政协委员、广西大学校长赵跃宇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表示，目前我国企业整体上还没意识到，缺乏基础研究投入会制约长远发展。王志刚还强调，以信任为前提，不能没有监督。

王志刚强调，要在推动科技体制改革举措落地见效上下功夫，绝不让改革政策停留在口头上、纸面上。3月11日上午，科技部部长王志刚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新闻中心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让技术孵化基金入驻高校和科研院所，支持科技成果完成中试。王志刚表示，今年年初的全国科技工作会议对创新型国家有了具体描述：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走在世界前列。例如，目前我国基础研究投入和原创能力不足。

沈仁芳建议，给高校院所松绑，提高科技成果供给产出质量。为此，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工商大学校长孙宝国建议，鼓励行业和大中型企业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各省市自然科学基金设立联合基金，扩大各类基金的资金量。袁先生还亲自带领我们多次赴现场考察洽谈并指导试验。

李文钊：管理有道 讲究方法艺术 李文钊先生担任大连化物所副所长多年。杨柏龄：高屋建瓴 奠定人才基础 杨柏龄先生曾担任过大连化物所党委书记，1994年至1998年担任大连化物所所长，后来又担任中科院副院长。不到一年时间，膜中心的一些历史矛盾大部分得到解决或缓解，工作局面大有改观，绩效持续增长。杨所长一上任，就带我到北京向院里有关部门听取意见、说明情况，请求继续支持膜中心的发展。

但袁先生不这么看，他认为，大连化物所要保持在气体膜技术领域的领先优势，必须尽早使一批年轻人成长起来，并在学术界有一席之地，这是一次好机会。在工作中，李所长经常利用各种时间，言传身教，不厌其烦地和我讲述为什么要这样安排课题、如何管理、如何检查、如何与兄弟研究所的老师们打交道等等。

学术活动刚刚开始，郭先生也赶来了，尽管我自认为准备得很好，但心里仍然咯噔了一下。杨所长立刻说，大家都忙，你年轻，不干谁干？不行我找别人。但由于多方面客观原因，中国膜学会至今还在筹备报批阶段，尚未完成任务，甚为遗憾。因为我知道这篇文献几乎所有的同志都看过。

长庆油田领导十分着急，专程到所访问，希望提供应急技术支持。二来李文钊副所长和郭燮贤先生是代表团的领导，按中国人的习惯，领导应该在前。那几天可真是紧张和焦虑，又是和两位所领导研讨，又是查阅资料，还要理出框架后动笔（那时计算机还不甚普及，只能用手写），连出差途中和晚上睡觉都在琢磨。三来我的英文不太好，站得太靠前，害怕到时出洋相。

1997年，中科院向中央提交了《迎接知识经济时代，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报告并得到批准，正酝酿在中科院率先开展以建立国家创新体系为目标的全面改革。一听这话，看所长急了，我只好硬着头皮应承下来。

李所长的这句话，对我一生的工作和生活产生了极大影响，也成为了我的座右铭。袁先生不仅在管理工作上给了我很多指导，在学术上也给予了我极大帮助。

高兴的是可以通过大家的讨论加深对文献的理解，学到不少知识。记得当时所里后勤处出台了此次住房分配的方案并张榜公布。1995年，全国化工单元操作学术会议在上海举办。我想，郭老师一定是很满意的，否则，在宣讲的过程中他一定会提出许多问题。在整个宣讲过程中，郭先生都一言未发。随即杨所长突然说，邓麦村，由你来牵头写出初稿，请王承玉和杜东海同志协助，十天内交稿。

我心想：坏了，我讲砸了。当时我刚刚调入膜中心主持工作三年，接触膜分离技术不久，在膜界名不见经传，并且要和国内化工界大腕儿同台献技，接受这样的任务显然力不从心、诚惶诚恐。

于是我赶紧走向前去 1983年，我结束了基础课学习，进入实验室开始硕士论文研究工作。所班子一方面加大从国外吸引青年人才的力度，一方面加大对所内年轻人才的培养。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以下简称大连化物所）走过了辉煌的七十年。1990年，大连化物所组织中科院相关科学家赴德国参加中德双边催化学术会议，顺道参观访问几所德国大学的催化实验室。

我有幸在袁先生的直接领导和指导下工作多年。李所长听完后，并未直接表示对错，而是语重心长地说，小邓，你们都还年轻，要在名利上被动一些，工作上主动一些。宣讲结束后，郭先生站起来问大家：各位都听清楚小邓在讲什么了吗？连杨老师在内，没有一个人回答。作者简介： 邓麦村，现任中国科学院党组成员、秘书长。

当时我所在的项目组在杨亚书老师的带领下，每周都要进行一次学术活动，主要就有关重要的文献由一位研究人员或研究生进行宣讲，然后开展讨论，抑或交流研究工作进展情况。上世纪90年代，我国在陕北发现天然气田，袁先生敏锐地感觉到我们应该对天然气开采和输运中脱硫脱水新技术展开研发，并带领膜中心和化工研究室的科技人员主动与长庆油田接洽，了解需求，部署研发工作。

我从文献的开头讲到结尾，平铺直叙，薄膜用了一张又一张。在工作中，无论是调研还是召开项目研讨、协调和检查会，李所长总是把我这个刚满30岁的年轻人推到前台，与相关研究所的科学家和管理人员交流研讨。

1995年开始，在杨所长的带领下，大连化物所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用人制度改革。心想这一次没问题，一定能让大家听清楚。

后来，袁先生还全力推荐我主持国家九五攻关项目天然气干法净化脱除硫化氢和水蒸气，较早在国内开展对有机气体膜法分离技术的研发。在我编写学位论文的过程中，郭先生不止一次地告诫我，一篇好的科学论文不在于你写多少文字，而在于你用最简洁的语言文字表达清楚你的学术观点。随后，袁先生带着我一同赴会。记得当时成思危先生看见我就说，小伙子这么年轻啊，好好努力吧。

每次轮到我作主题发言时，既高兴又紧张。记得有一次学术活动，由我对一篇关于高分散金属催化剂上饱和烃催化反应机理的文献进行宣讲。

终于，在1997年长庆油田开采的天然气输运到北京，向党的十五大献礼。随后，我信心十足地开始了我的演讲。

在参观时，我总是走在最后，一来代表团里我最年轻。听不懂、讲不好都不要紧，可以多问。